为官发财应该两道

——给一位年轻副区长的信

王副区长：

　　去年匆匆一晤，你的谈吐、才思和抱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为拥有你这样年轻有为的学弟感到骄傲。不久前去贵市调研，你作为发言代表语惊四座，调研组同志都交口称赞。我忝列师兄之中，与有荣焉。后来听众多师友说起你当年毅然决然放弃了全球五百强企业的offer，回到西北老家从政，从最基层的副乡长、县里科长和市局局长一路干起来，把冷板凳坐热，把边缘部门盘活，政声显著。你为人和善，善于倾听意见、化解矛盾。在区里矛盾最多、难度最大的拆迁工作中，夜访群众、风里来雨里去，创造了40多天无一例上访的记录，得到了市领导的肯定。

　　只是，你内心深处也有苦闷和不安。在毕业之后十年，很多人都实现了财务自由，化身成功人士，而你却还在不断奋斗，生活平淡而简朴。西部公务员收入的寒微，让你捉襟见肘，更让你对妻儿老小怀着一份歉疚。

　　我虽然长期从事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却不想在这里讲太多高大上的道理，一是这方面道理你懂得比我多，二是我认为大道至简，知者易、行者难。有个禅师曾经跟弟子有过一段对白，问弟子是否放下了对尘世的执念，弟子想了一会儿，说“还未放下”。禅师笑着说，放不下，那就担起来吧。我们面对内心困惑的时候，往往是自己精神提升的一次机会，没有无缘无故的困惑，解决的困惑就成为我们内心修行的一部分，帮助我们安住心灵。

　　作为一个人，都有追求温饱富足的本能，很重要的一点是符合天理伦常。原始人依靠体魄、力气和智商，与自然界争取资源，与同类争取财富，就是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或者退而言之，延续自己的生命和基因。后来随着社会组织的完善和规则的丰富，为求群体的保存，出现了约束人类行为的社会伦理，并植根于内心成为道德。在我们民族这里，就是“义”与“利”的辨析。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盛赞弟子颜回居于陋巷、箪食瓢饮却不改其志的人格操守，所以后人有“孔颜乐处”的典故。孟子更是将生存与道义的冲突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认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生与义也会面临冲突，那时候就只能“舍生取义”；他还认为君子要有一定的风骨，那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前两条都同对财富的追逐有关。气节、风骨要比财富重要。如果只是作为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智慧才能，用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你是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学的又是经济学专业，在学校期间就创办过勤工俭学的组织，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也帮助同你一样家境贫寒的同学解决了生活费的问题，当时校报还做了专题采访。你在乡里也利用精确的市场分析，帮助农户种植富硒作物，一下子改变了贫困村的经济面貌。这都说明你是有赚钱的才能的，不比任何人差。你的收入虽然不是很高，但与学生时代的状况和期望比，与你父母那一代比，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和改观，社会地位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人的烦恼大部分是从横向比，人的幸福大部分是从纵向比，“少横多纵”，烦恼就会少很多。“人苦不知足，贪欲浩无穷。”南朝梁文学家殷芸在《小说·吴蜀人》中记载，“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欲兼三者。”“骑鹤扬州”这个典故，说的就是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想成仙，实乃多欲贪欲的妄想。欲望是人内心的正常需求，但对于毫无止境、形似“黑洞”的贪欲，决不能受其左右、被其吞噬。

　　作为领导干部，对待财富的态度要冷静清醒。官者，管也，官员的最初意义就是社会管理。一个官员或者公职人员，第一要义是做好管理。中国自古就有“以吏为师”的说法，“官德”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并影响、制约着其他社会道德。“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德毁，则民风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苟非我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种精神，公务员必须要有。从反面讲，在现代社会为官从政无时无刻不处在被“围猎”的风险之中，绝不能高枕无忧，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时处处事事防微杜渐。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被财富迷惑、被不法分子乘虚而入，“围猎”下水。我们的师兄沈××，不就是因为自己一个批条能够带来几十亿元的利润，商人老板稍微表示表示，就能到手一辈子的工资总额，最终才铤而走险、东窗事发吗？一念之差就会成千古恨，一旦开了爱财这个口子，心就会越来越乱，胃口就会越来越大。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为官发财就是两道，思想上首先要想清楚。往高一点说，是追求人生的境界，还是现实的利益；往低一点说，是为长远的幸福保持清醒，还是为眼前的诱惑甘冒风险。

　　作为共产党人，其实最大的共性，是有一个连接未来与当前、理想与现实的精神家园。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追求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因为相信我们的事业是“两个大多数”——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依靠大多数人的力量，因为相信科学真理是指引解放全人类的火炬，共产党人把世界观方法论转化为人生观价值观，告别庸俗劳动和雇佣劳动的思维，抛弃锦衣玉食的执著，也放下封妻荫子、光耀门楣的执著。马克思在他一生最贫困潦倒的时期写作《资本论》，他在1852年2月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即使这样，马克思也没有屈服，没有停止工作。中国共产党早期有这样一个规矩，党员从事的职业必须服从革命需要，还要公开职业收入，未经允许不得担任公职。对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有自己通透的理解。王若飞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为了几户、几十户穷人，而是要把整个社会连根拔掉，要解放全世界的穷苦人！不是为了眼前一顿饭两顿饭着想，而是为子孙万代的幸福着想。刘志丹说：什么官不官的，都是淡事。人生在世，要为百姓办些好事，才不愧是个“人”。张学云在1948年7月31日给妻子的信中说：我觉得“理想”是人生最有价值、最富于吸引力的东西，“理想”是我们生活的原动力。什么东西能使我们做苦斗的挣扎？什么东西能使我们极富于韧性的拼命？什么东西能使我们快活地毫不灰心地生活在不能算是人的生活的深渊中？我说这就是“理想”！

　　当前，一些人面对灯红酒绿的诱惑，轻易放弃内心的信念，背弃入党时的承诺，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谋取私欲，最终损人害己，这样的人生不仅可恶，而且可悲。咱们市里的现代农业开发区原管委会副主任冯某，27岁副科，30岁正科，36岁副处，一路上顺风顺水，本是干事创业的大好年华，却因为工作接触到一些财大气粗的工程老板，而动摇了清心寡欲的生活习惯，动起了“权力变现”的歪脑筋。他手中的工程管理审批权，成为一颗颗糖衣炮弹的目标，老板们慷慨解囊，他也投桃报李，还玩起了假收条、假退款的把戏，暗度陈仓、拆东补西，最后“可怜无补费精神”，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多次深入阐释“为官”“发财”应该两道的道理，语重心长，发人深省。从组织角度，廉洁是最起码的纪律要求；从个人层面，廉洁是人生的底线伦理。一个人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廉洁既要依靠制度又不能依赖制度，制度总在不断完善，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并不能取代个人的修养。崇清尚洁、化繁为简，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是东方哲学的精华，体现人生大智慧。“清则心境高雅，清则正气充盈，清则百毒不侵，清则万众归心”，干部清正，政府才能清廉，政治才能清明。对于我们而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阶段，应以清廉之我建设清廉之国家，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在奉献中实现自我价值，才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生。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起投缘的朋友，把自己认同的观点与你共勉，希望在压力和考验面前，我们都能够全身而退，把人生过得平安幸福。当然，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说为官不能发财，不是要把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也不是要压抑本性做什么低欲望动物。道理是抽象的，情况是具体的，每个人生活在世间，生活的烦恼在所难免。比如你说提拔成为副区长后，还不如在局里当“一把手”有存在感，能支配的资金也少了，关键是实际工资收入下降了，想给孩子报个培训班都要精打细算，感觉被现实泼了盆冷水、开了个玩笑。我很理解这种感受，但相信困难都是暂时的，如果横向比较的话，在同学朋友中你是让人美慕的对象，也是亲戚街坊教育孩子的榜样，这种无形的“社会资本”不也是我们人生的价值之一吗？除了金钱之外，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给予家人的，比如不忙的时候正常下班和休假，一起买买菜做做饭，陪孩子写作业，这些温情和亲情，要远比金钱更加恒久。林语堂不是说人生有“四大乐”吗？——吃自己妈妈做的饭，睡自己家的床，跟自己老婆谈恋爱，陪自己孩子做游戏——尤其要避免那种确保万无一失的强迫症心理和死耗在办公室的拼命心态，多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甚至去熟悉的街道社区，东看看西看看，就像庞德《地铁车站》诗中说的那样，“人群中这些面庞的闪现，湿漉的黑树干上的花瓣”。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在循环往复中，生命就充实而欢喜了。

　　毕竟，已经是繁花盛开的春季了。

　　初审：路兆阳

　　复审：高红梅

　　终审：闫大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