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身边出事的“年轻人”多了
——将心比心才能对症下药
赵处长:
上次您来我单位作报告,对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和任务作了精彩分析。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您认为压倒性胜利与形势严峻复杂并不矛盾,统一于我们对腐败问题认知的两个方面,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既不能盲目乐观,又不能怀疑悲观,特别是用具体的具象的眼光看待本地区本部门的腐败形势,不搞大而化之、避重就轻。这些都引起了在场同志的强烈共鸣,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深感受益匪浅。
您在讲课中提到腐败的低龄化趋势,认为一段时间以来,“80后”“90后”的年轻人腐败呈现上升趋势,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年轻干部从校门到公门,社会阅历、实践经历相对不足,一旦失去敬畏,放纵欲望,就容易被欲望控制,最终失节失德。要把党性教育和廉洁教育的重点向年轻人群倾斜,加强对年轻人八小时内外的日常监督,并且建议聚焦重点岗位和人群,开展针对年轻干部腐败问题的专项整治。我对此表示赞同,就像脱贫攻坚一样要防止反弹,更不能让腐败的因素代际传递。不过,对一个现象或趋势的分析,要尽量从社会背景、思潮和制度机制等方面入手,不能把原因简单归结为主观原因和个人因素,或者按照年龄、职级、岗位贴上标签。
在一般的认知里,腐败分子往往是拥有一定地位、权势,掌控了足够的社会资源,也具备了较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保护”意识的公职人员。在体制化科层化的现代行政体制下,这一点更加明显。美国人基辛格曾经谈过这样一个观点,外国的腐败多是出于个体的贪婪和占有欲望,而中国的腐败分子有些是出于对后代的补偿或积累心理,他很不理解中国人会为了儿子甚至孙子辈的将来而冒腐败的风险积攒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我们无限责任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文化下,上一代对下一代承担着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因此铤而走险的中年人、老年人很多。当然从现实的角度看,初人职场的年轻人能够掌控的东西相对有限,一举一动会有很多双眼睛盯着,闪转腾挪的空间不够,与腐败冲动形成了一种相互抑制的关系。这应该属于正常现象。但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对年轻干部培养和提拔力度的加大,“80后”“90后”的年轻干部成为干部队伍的主体,这些人中的一些腐败和作风问题浮出水面,引起社会的关注。
我看了一些材料。党的十九大以来,某省纪委监委办结年轻干部(1980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案件21980件,涉及22081人,处分21295人,办结案件、处分人数分别占全省同期总数的20.1%、20.3%。某县纪委监委共查处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干部40人(其中党员干部33人,乡科级干部3人,“90后”干部6人),占同期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处分总人数的17.85%(全市、全省的同期该项数据分别为9.2%和20.2%),移送司法机关8人,占受处分年轻干部的20%(全市、全省的同期该项数据分别为9.1%和4.7%)。重点岗位的年轻干部出事的多了,犯罪金额和影响力也呈上升趋势。浙江省某区市民中心原工作人员“95后”田某,仅一年之间就侵吞国家财产达595万元。北京市某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原出纳员“90后”王某,侵吞骗取公款达720万余元。这些行为不仅给本人和家庭带来了损失,也给党的事业、党的形象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确实需要认真剖析、反思。
腐败的低龄化趋势,是同我国反腐败斗争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大环境分不开的。腐败问题不好用简单的数字对比进行判断,这一段时期内查处的年轻干部人数增加,以及一段时期内年轻干部腐败比例在所有案件比例中的上升,并不能简单得出年轻干部腐败更严重的结论。我们看很多腐败分子的忏悔录,往往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少年、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踌躇满志的中年和一个无地自容的晚年,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学修辞,并没有那么多泾渭分明的时间界限,他们在一段时期内建功立业的同时,也伴随着半推半就的利益输送和灯红酒绿的声色犬马,“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状况很早就产生并潜滋暗长,这一点我们在查办案件的时候都有所感受。腐败的原因是人性中的自私与贪婪,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年龄,只要这种因素没有改变,腐败现象就不会绝迹消失。
腐败的低龄化趋势,也折射出我们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这个事实。判断腐败状况和政治生态,不能简单用案件数字,但可以用综合分析,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腐败的潜伏期,也就是从最初发案到最后被发现处理的时间周期,周期越长说明腐败状况越严重,周期越短说明反腐败机制越健全。之前查处的腐败分子,往往腐败跨度二十年、三十年,而现在查处的“80后”“90后”年轻人,往往案发之后很快被发现,这说明制度的笼子越织越密,一个人在刚刚犯了错误之初,就会被探照灯发现进行纠错处理,也相当于被动的悬崖勒马。因此,不要因为这个判断在人群中强行划分所谓腐败“年龄段”,那样会造成干部和公职人员群体的撕裂。
但从另一方面讲,年轻人的腐败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反思。我们的廉洁教育体系无所不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也系统完备,法律规章制度十分严密。而现在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无论是学历背景、知识素养还是法治理念,都同改革开放之初的“60后”“70后”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告别了粗放经营、野蛮生长的阶段,而更加强调绿色、廉洁、开放、透明的经营理念,政商关系和社会关系更加清爽,这种情况下还出现那么多腐败的年轻人,着实令人困惑。
我以前读过一本书《时代的精神状况》,作者是西方学者雅斯贝尔斯。我发现很多哲学家和政治家,都喜欢对一段时期内的时代精神进行感知和总结,并且认为这种精神现实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同更高年龄段的腐败分子相比,年轻人选择腐败,很大程度是受到精神状况的影响。因为人是会模仿的动物,年轻人这个群体更是容易被影响从而模仿。
客观来看,新时代中国青年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磨砺于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他们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把个人奋斗融人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中,以青春之我贡献伟大时代,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任,不负先辈的期望,谱写了新时代青春之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青年人和年轻干部的主流,这一点毋庸置疑、毋庸置喙。
年轻公职人员这个群体,有思想、有经验、有活力,但也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单就其经济生活水平而言,《县乡中国》一书中指出,刚入职的公务人员工资收入仅够生活开支,在购房、还房贷方面有长期的压力,许多人“望房兴叹”。整体来看,这个群体不够富裕,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责任的加重,精神压力和焦虑越来越多,这就给了少数不法商人乘虚而入的机会。有的上来就用金钱一顿猛砸,广撒渔网慢收网,就看哪条小鱼自投罗网;有的大打感情牌,专门对准青年人焦虑的孩子上学、购房买车、老人看病等软肋,让年轻干部从内心深处欠下莫大的人情债;有的放长线投资,对准一些青年才俊或者部门精英,提前认识,有事没事走动走动;有的投其所好,对喜爱奢侈消费或放松娱乐的年轻人,无所不用其极,用精神鸦片和物质炮弹摧毁防线,把他们拿捏在手心里。近年来,受到国内外环境和疫情影响,就业环境不好,年轻人找工作更不容易,去年国家公务员报考人数创历史新高,达到200多万人,这其实不是太利好的趋势。而很多优秀的大学生从校门进入机关后,收入预期同自己的价值期许差距较大,也没有勇气重新择业,这种焦虑的心理基础,在面对腐蚀“围猎”时很容易失守。一个不得不警惕的事实,就是腐败的代际传递,一个不干净的中层领导干部,往往会带偏、带坏一堆年轻干部。如果真要给青年人提什么建议的话,我觉得首先要远离损友,还要慎重选择人生导师,对于单位内部那些思想污浊、油腻不已的人也要敬而远之,守住自己工作、学习、生活的底线和空间。
我作为一个“80后”,深刻感触到社会由组织化到个体化的趋势。我们上一辈,包括我们上学时接触的教育,都是强调集体主义,做一个按部就班的好学生,取得好成绩,然后在社会上得到一个合理的位置,提升自己的能力以实现人生价值。就像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一样,我经常将自己代入其中,想象着自己是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是《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雷尔,是黑塞小说中的纳尔齐斯与歌尔蒙德,是王尔德笔下的道林·格雷。但现在我们感到,在享受了父辈们无法享受的自由的同时,我们也迷失了生活的方向。多元价值观世界里,好像没有什么值得信仰和追随一生的东西,我说的是那种真正能让你信奉的人生信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念出来的东西,不是在人前表演的口号。如果说我们的父辈生活在管理型、规训型的社会,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表演者的社会。一个个孤独的人,在所谓的社会规则面前,徒劳地扮演者自己也不理解的社会角色,陷入个体化荒漠。
于是,年轻人群体中弥漫着一种新的情绪,就是不再对美好的社会蓝图和方案产生兴趣,而是注重把握当下、留住瞬间。相较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更倾向于改善自己在无可救药的社会中的位置,也不再是通过集体努力进行社会改革并从中获得回报,而是通过个人之间的资源争夺实现对战利品的占有。这就是网络上的热词“内卷”的社会心理学渊薮。很多前辈批评这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确实是说到了点子上。但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并非年轻人的主动选择,而更多是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所释放出的社会情绪的传染与弥漫。我们身边出事的一些年轻干部,就是希望通过索贿受贿找到那种“操控感”,实现畸形的人生价值满足。如宁波市镇海区镇海新城管委会招商科原科长黄某,主动向管理服务对象索取好处,约定需每年以卡券等形式送与其人民币30万元,共索取好处109万多元,为相关公司在商务楼宇招商事务管理中项目引入、招商政策制定、补贴奖励发放审核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其实就是通过瓜分市场主体经济利益,获取自认为“理应”占据的财富。
消费主义的泛滥,也让年轻人的角色认同和价值实现更加“工具化”。一方面,元宇宙为代表的虚拟世界,给年轻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畸形的满足,让他们在虚拟的空间里肆意无度、娱乐至死,实现感官的极端放纵;另一方面,社会戾气随着发达的资讯传播,加剧了年轻人敏感、脆弱而冲动的情绪特点,让他们在顺境时得意忘形,在逆境时自暴自弃。有的腐败是为了贪婪,但也有的是为了刺激,还有的是麻木不仁。比如有的年轻干部被虚拟世界的快乐俘获,不惜毁掉现实人生。湖南省某公交公司职工化某某挪用公款605.6万元,其中“打赏女主播”136.2万元,游戏充值32.7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三个月。安徽省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张某某,通过伪造收款事实等方式直接侵吞公款近7000万元,这些赃款中相当一部分被用于高端消费,包括游戏手柄、游戏设备都要买镶金边的限量款,他还花费巨资买下了首发价格超过5万元的“青眼白龙”游戏卡,这只是一款网络游戏的纪念品,没有任何实际功能,却因为全球限量500张就成为稀缺资源,他还同女友在海南最贵的豪华海底套房连住四晚,每晚10万元。这种挥金如土的行为远远超出了现实人生,于是只能通过透支满足限量,结果最后被彻底清零。
有的年轻干部贪图享乐安逸的物质生活,超过个人能力,不切合实际地追求高档生活享受,造成入不敷出,进而把手伸向经手的公款,加快权力变现的步伐。湖北省某镇的一位“80后”党委书记,本来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最了解老百姓所需所盼,但他念念不忘的是摆脱贫困和匮乏的心理阴影,让自己过上纵情享受的生活。当乡村老师的时候,抽每盒4块5的烟,一当上镇长书记,就非高档烟不抽,仅收受的烟酒就有20多万元,高档烟200多条,他说,“其实我也抽不出什么区别,就是觉得别人抽,我也要抽”。
有的年轻干部则沉溺于赌博的刺激与疯狂,通过各种网络赌博平台,采用线上下注的方式进行网络赌球和网络赌博;有的通过打扑克牌、打麻将等方式参与聚众赌博。一些年轻干部本来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到最后债台高筑,愈陷愈深,进而走上了贪污挪用、索贿受贿的违法犯罪道路。湖南省某建设投资公司出纳丁某某,有赌博恶习并欠下赌债,为迅速获利,他听信网友“建议”在网络上“投资”期货、炒股,获利几千元后疯狂借贷60万余元“加注”。越来越大的亏空让他铤而走险,2018年12月至2019年8月分70次挪用2939.8万元炒股、赌博,单日最多挪用90万元,边挪用边挥霍,被查时已亏空1387.3万元,2020年5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纪法意识的淡漠,也是年轻人出现腐败问题的重要诱因。朱熹说:“不检束,则心日恣肆。”纪律和法律是维持社会运转的基本规范,很多犯了错误的年轻人平常不学法、内心不懂法、行为不畏法,总想着法律不是给自己制定的,总想用年龄小、职位低作为借口搞“鸵鸟战术”,给自己一些破纪破法的理由。像广西壮族自治区某乡财政所的出纳罗某某,这个女孩子负责“村财乡管”工作,正式入职工作4个月,就有胆量从这笔资金中挪用一部分用于个人购物,等工资发了再补回去,被称为“胆子最大”的贪污人员。当挪用的数额高达150多万元时,她居然想到用网络抠图技术伪造对账单和公章填补亏空,并虚增开支项目伪造高速公路征地款支出项目,而这条高速已经建成使用多年了。被采取留置措施后,她还要求办案人员先不要把自己用公款网购的包包退掉,认为过几天出去后还要背,让办案人员啼笑皆非。江苏省某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计划财务处原副处长陆某,在负责掌管单位财政“零余额”账户时,偶然发现了一个管理漏洞,就是可以使用开具现金支票的方式提现,他不是提醒领导堵住漏洞,而是萌生邪念,将钱放到个人理财账户里吃利息,迈出了挪用公款的第一步,并先后挪用公款2000万余元,直到八年后因为岗位调整,被新来的会计一眼识破了其伪造的会计凭证。纪法是约束,也是保护,敬畏纪法的人才能干净做事、坦荡做人,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总在钢丝绳上行走,哪怕一时高光,跌落是迟早的事情。而法网无情,对于纪法的无知改变不了违纪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更不会帮你逃脱法律的制裁。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这对于年轻干部树立正确纪法观,知敬畏守法度至关重要。
没有他律的自律也是不牢靠的。现实中,也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对年轻干部管理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重才干能力、不重政治素质和廉洁操守,重使用、不重管理,没有及时发现、提醒和纠正年轻干部身上的毛病,甚至以“信任年轻人”“不打击积极性”等为借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小错酿成大害。财务管理岗、社保经办岗贪腐案几乎都是如此,经手大额资金多,一旦监管缺位就“监守自盗”“小官巨贪”。某县人社局管理混乱,管理有明显漏洞缴款信息无法网上查询;送缴费人的通知单能通过系统修改,所收钱款不需马上交账;口令和缴费印章都由自己保管且无他人监管;领导从不过问,监督人员只看总表不看附表,假表也能过审。有赌博陋习的社保专干胡某,利用监管漏洞在2016年6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轻松作案300余次,贪污147.1万元,2019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对于上述年轻干部来说,步入仕途就误入歧途,人生第一粒纽扣扣得乱七八糟,不仅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损失,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和能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青年人最需要的是,客观冷静地分析、平等理性的对话,如同树苗一样需要耐心细致的田间管理、修枝剪叶、对症下药,防止成长“黄金期”变成贪腐“危险期”。
以上一些不成熟的建议,希望对您今后的讲课有所启发。因为这个问题可能还会有别的人士感兴趣,我这里不揣冒昧,斗胆启齿,不当之处,望您海涵。
初审:路兆阳
复审:高红梅
终审:闫大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