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年轻干部要时刻警醒自己，培育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现节选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胡淼森所著的《给年轻干部的21封信》一书中的文章，供大家学习交流。愿我委年轻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涵养优良作风，砥砺前行、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在履职尽责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第十一封信

廉洁是中华民族深沉执著的文化基因

——驳“腐败基因论”

赵处长：

　　恭喜您从丹麦学习考察圆满归来。这趟难得的出国之旅，想必收获很大。您说参观了丹麦议会，并与监察专员座谈，深感西方国家特别是北欧反腐败制度的完备。对于这一点，我深感赞同，丹麦、挪威、瑞典之所以较为清廉，固然有其历史文化背景、地理人口资源等各方面的因素作用，但其廉政制度相对健全，无疑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丹麦监察专员所说的“我们历史上没有腐败的基因，这一点同中国不同”。我不能认同。腐败和廉洁属于一体两面的矛盾体，并存于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深处。没有哪个民族能够说自己先天与腐败无缘，也没有哪个民族注定了要深陷腐败泥潭。这样说不是文化相对主义，而是要摆脱对一个民族认知的固化、想象和套牢。我以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不乏清廉的基因，这一点可以放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没有愧色。

　　廉洁是古今中外公职人员必备的基本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精华和中华政治文明鲜明价值取向。汉字中“廉”的本意是“堂隅”（堂屋的侧边），有棱角、锋利之义，引申为正直、方正；“洁”的本意是干净、清洁。“不受曰廉、不污曰洁”（汉代王逸），二者合而用之，具有清廉、清白、公正、高洁、奉公等丰富内涵。《辞源》解释“廉洁”：“公正、不贪污”。

　　 “廉者，仕之本。”历朝历代都把廉洁作为为官从政的首要标准，视为关乎政权存亡、国家兴衰的根本问题。春秋时期管子将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晏子主张“廉者，政之本也”。《周礼》提出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认为官吏各方面能力都必须以廉为前提。《楚辞·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史记·孝文本纪》：“齐中皆称其廉平。”《淮南子·泰族训》：“民无廉耻，不可治也。”宋代欧阳修道，“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若士君子“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开宗明义：“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司马光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明代郭允礼《官箴》：“公生明，廉生威。”清代刘大櫆《金复堂先生八十寿序》：“岁值京察，同官颂其廉平。”古人常言“廉平”，认为为官廉洁才能公平处事。保持廉洁，关键在于行事合乎“义”字，不排斥正当个人利益；靠克已修身涵养，也离不开民众监督和法律约束；除了不妄取之外，还要处事公允、造福于民、担当道义，不做昏官庸官。

　　与廉洁相关的是戒奢倡俭，这也是中华民族立身养德的重要品行。我国古代把“俭”和温、良、恭、让一起列为人生美德。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勤俭朴素不但有益于修身养德，而且有益于齐家治国。奢侈是一种放纵、消极颓废的人生态度，必然导致衰亡；俭朴则是一种节制、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必然推动发展。李商隐在《咏史》一诗中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历代明君贤臣视俭朴为传统美德，并将“贵廉洁，贱贪污”作为修身、齐家、治国的基本原则，不仅将崇尚节俭、力戒奢靡作为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而且将其上升到治理国家的高度，要求“戒奢以俭”，不轻用民力，如同维护树木的茂盛、泉源的流长。古代清官廉吏在其高洁的奢俭观指导下，刻意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并希望子孙也能持恭俭以纳福、戒骄奢以避祸。汉文帝主张“以敦朴为天下先＂，要求皇室一律免去奢华物事，诏令不受四方献礼，由此形成了“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的局面。司马光告诫儿子尚节俭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奢侈豪靡则会招致灾祸，败家丧身。明代清官海瑞升任应天巡抚为封疆大吏后，加大整顿吏治、提倡廉政。他颁布《督抚条例》共三十五款，严令治下诸吏恪守清廉，严禁官场贪墨陋习，不得鱼肉百姓，还以自己为例：“本院凡巡历，所在县驿俱不许铺毡结彩”“不用鼓乐”“止鸡、肉、鱼、小瓶酒等件，不用鹅及金酒。物价贵地方费银不过三钱，物价贱地方费银二钱，烛柴俱在内”。这些细化的章程在最大程度上斩断了地方官吏对百姓敲骨吸髓的口实，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整治了当时江浙一带官场陋习，刮起久违的清廉爱民之风。清雍正皇帝“躬行节俭”，他“在位十三年，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以致国家丰盈，人民富庶。尚俭戒奢，于国于家都是如此。

　　可以说，在我国5000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历程中，形成了大气包容的胸襟气度，也培育了执拗不取的文化人格，形成了日用不觉的价值观念。比如进退之道，穷则独守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得志时，守着一张七弦琴，独坐幽篁里，吟哦揉捻，蓄势待发；当天下有事，出仕之日，则扶危济困，走上担当道义、风化天下之路，其中包含的可贵因素，就是正确对待进退留转，保持一份读书人的谦逊涵养，不做名利面前的蝇营狗苟之徒。比如风清骨俊，在中国官员的道德观念中，风骨并称。有了风，人性就有了生气，潇洒从容，不落凡尘；有了骨，生命便有了支点，耿介端直，铁骨铮铮。人生既要活得精彩，更要活得端正。中国古代官员无数，然而真正在历史上流芳千古的，无不是有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人，骨力遒劲，傲骨不屈，风骨凌然。再比如，淡泊明志，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主术训》中说：“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后被三国时期诸葛亮化用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苏轼一生陷于党争，一贬再贬，但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保持着笑看风云的气度，“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其淡泊之精神跃然纸上。一些名利之徒则为世人所不齿。《世说新语·德行》中讲到这样的故事：三国时期“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再比如，担当道义。中国古人既推崇妙手著文章，更敬仰铁肩担道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历朝历代涌现出一大批清慎守正、务实为民的官吏，有不少官员为坚持内心的道德准则，不惜冒死直谏、宁折不弯，即使身首异处也要正道直行。严嵩父子横行政治舞台二十年，把持朝政，培植死党。为除国奸，杨爵、谢瑜、沈炼、杨继盛、邹应龙等多名御史谏官前赴后继，历经二十三年，五次弹劾严嵩，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终于扳倒了这个位极人臣的巨贪。

　　《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通过伦理教育培养官吏的廉政行为，是我国历史上廉政培养的一条重要路径。古人相信“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故而主张“德法相依，德主刑辅”，总结了很多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有益做法。

　　一是教育与科举。古代学校教育为士子日后做官提前进行官德教育。自汉代以来就实行“举孝廉”的选拔机制，从官员的选拔、考核、培训、管理上，保证德才兼备的士大夫充实到官僚体制中。隋唐以后科举制取代察举制，进一步巩固这一成果。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科举考试的内容，并据此引领读书人学习的方向，经常用策试、考试的方法灌输廉政观念，如康熙多次以吏治考问贡士等。学校培养士子成为孝子，就是培养君王的忠臣。事实上，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包括忠于朝廷、孝悌持家、清廉自守在内的整体素质，较之靠门第、荫袭或捐纳出仕者要强很多。

　　二是官箴引导。刚人官场的新人，缺乏对官场的了解和认识，缺乏处理各种问题的手段和本领，必然需要学习为官之道，也就是当官应该具备的道德和遵守的规矩。编纂官箴书的目的，就是为官员提供修己的规矩和立行的准则，使其尽职尽责，为民谋利，做符合封建阶级统治需要的合格官员。如秦朝官箴《为吏之道》开篇即云，“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汉代司马迁提出“守法、清廉、行教”三条官箴。宋代吕本中《官箴》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日慎、曰勤。”流行在明代的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公生明、廉生威”等，都从各个角度影响官吏的日常行为。

　　三是奖惩制度。汉代考核官员的德行如何、勤劳与否，若忠顺朝廷、勤于职守，就评为“最”，反之评为“殿”。考核结果决定官员的升降和奖惩。唐代考核流内官员的官德，统一为“四善”标准：“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对流外官员，不分职别，也有四项考核标准，即“清谨勤公为上，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为下，贪浊有状为下下”。明代考核官员的德行和政绩，分为两种方式而更具操作性——考课是对任职正常的官吏进行考核，考察是对任职不太正常的官吏进行考核。在官德方面，历代考核制度特别加重惩处贪污、不勤、不谨。从司马迁编撰《史记》设置《循吏列传》开始，贯穿二千多年的二十四史，记载了很多清正廉洁、受到百姓爱戴的好官，有的在民间戏剧中成为永久的符号，封建王朝也不断表彰“循吏”“良吏”，树立陟罚臧否的导向。

　　四是公文教育。秦代地方官吏所发公文中，有所谓“为吏之道”，对官吏从政提出了清廉、善行、恭敬多让、安静慎罚等要求，做到这些“必有大赏”。汉代的诏书多是教育官吏为政以德，廉洁从政。汉代诏书下至乡里，民众也都要来听或看。

　　五是家风熏染。中国自古家国同构，十分重视将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有机结合起来。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礼记》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吕氏春秋》说：“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为了保持自家的权势地位，维护本家族的荣耀，历代官僚世家都希望通过家庭教育使子弟顺利入仕并不断升迁做高官。而出于防范官场风险，避免入仕子弟因官德不好而遭贬职或判刑，给家族带来灾难，他们都十分重视为官之德的教育。许多士大夫著作“家训”“家诫”“家规”“治家格言”，如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书等，以强化家教。唐代颜真卿告诫子女：“政可守，不可不守。”《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遗训：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于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吾孙也。

　　总的来说，在我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中，清廉自守，一直是谋事创业报国安民的前提条件。“内圣外王”是儒家所一贯提倡的理想目标。从《大学》的儒家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看，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是由自己的内心修养一步步外推到“天下”的过程，为中国广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奉行不悖。宋代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国儒家的一个基本抱负。人和所有的万物相区别的地方，就是有道德、有伦理、有思维、有认识。对人类有所贡献要从修身开始，正心诚意、格物致知，通过修德性、行德政、施德教，来达到教化社会、治国安民的目的。这一点，我们要保持充盈的自信，告别那些审父的心态，认为月亮都是外国的圆。有贪肃贪，有腐反腐，当代的问题当代解决，也没有必要在文化问题上分出个三六九等，扣上一些子虚乌有的大帽子。将来若有机会，可以请丹麦的朋友多来我们这里看看。不知您意下如何？

　　初审：路兆阳

　　复审：高红梅

　　终审：刘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