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年轻干部要时刻警醒自己，培育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现节选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胡淼森所著的《给年轻干部的21封信》一书中的文章，供大家学习交流。愿我委年轻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涵养优良作风，砥砺前行、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在履职尽责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第五封信
贪腐是人类政治绕不过的共同话题
——驳“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论”
王总：
之前拜读过您探析商道的大作，深以为您是有思想、有情怀的商界新锐。近年来，您成就了卓越的企业，解决了几万人的就业问题。不过受国内外环境影响，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您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受到打击，缩水了百分之五十。前不久一起聊天，您说十年下来，反腐败最终还是影响了经济，并畅谈缅怀当年无拘无束的“润滑剂”时代，说“不怕你贪，就怕你啥都不干”“这种制度下不贪还不如贪一点”。这些话我无法苟同。反腐败是一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然而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反腐败最终的预期成果是什么？反腐败胜利后带来的结果怎样？这些问题纷繁复杂而又彼此交织，决不可人云亦云、轻描淡写。所以聊几句，供您参考。
腐败是古今中外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法国大法官埃娃·若利曾在2003年出版过一本《我的反腐败经历》回忆录。她在书中说道：“权力腐败是没有国界的，它今天甚至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心照不宣的共同语言。于西于东，于南于北，于亚洲于欧洲，它无处不在。”这本回忆录记载的正是埃娃·若利20世纪90年代初承办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贿赂舞弊案的经历。这个案件举世震惊，不仅涉案金额高达20亿法郎，而且多位高官被拉下马或银铛人狱。美国、英国、瑞典、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在过去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都曾被腐败肆虐侵蚀过。18世纪后期的英国“骚乱年代”，19世纪末期的美国“镀金时代”，成为世界强国后都经历了一段腐败高发期。近年来，西班牙王室、以色列总理、韩国总统、日本东京都知事等出现多起腐败丑闻，国际足联等国际组织曝出贪腐大案，西门子、葛兰素史克等跨国公司海外行贿，一些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献金、游说交易、旋转门和利益冲突等问题，很多都是改头换面、制度化、合法化的隐性腐败。所以，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问题，与社会主义制度无关，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更多是受历史发展的局限。只有弄清这一点，我们才能自觉地坚持制度自信，而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的讨论才不会跑偏，特别是当我们的智慧和经验尚不足以解释或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时，不至于把问题揉成一个团儿，扔进“制度根源”的纸篓里而不予深究或正视。腐败问题成因复杂，是人性、社会、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经济发展并非简单的正负相关关系，要辩证看待、理性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是，过去粗放型的发展过程，也可能会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即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地发展经济，包括不惜牺牲资源、环境、公平正义等，甚至把腐败视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这就是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论的认识基础。
党的十八大后，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论的社会杂音一度甚嚣尘上，特别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出现一些困难，一些人更是以此为依据质疑或否定反腐败斗争。然而我们都知道，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诸多领域的变化，但也暴露出一些经济高速发展所伴生出的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在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发展战略布局。至于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除国际国内大环境和突发事件影响外，还源自我国结构性调整的转型需要。当然我们不否认：在高压反腐态势下，出现了一些现象，即一些官员虽然不贪腐受贿，但也不再作为、不再办事；部分高官落马导致一些原有的建设项目停摆，“人去政息”；打击奢靡享乐影响了高端餐饮业、奢侈品等行业的社会消费。但这些情况恰恰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党员干部存在不廉洁和风气不正的问题。
从改革开放后几次重要反腐败成果看，20世纪80年代后期，“官倒”腐败严重破坏经济秩序，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反“官倒”后的1990—1993年，我国GDP增长率平均超过10％，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进入全新阶段。1995年查办陈希同案后，北京经济发展势头加快，1996年至1998年GDP增长率均超过9％，高出全国水平。1999年查办厦门远华案后，厦门经济不但没有停步，反而走上更加健康发展的轨道。据新华社报道，2000年厦门GDP突破500亿元，比上年增长15.1％。2006年查办陈良宇案后，第二年上海经济增长也出现了增快势头。2007年上海GDP1.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3.3％，到2009年达到1.49万亿元，首度超过香港，成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
从新加坡、韩国和我国香港地区反腐败结果看，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5年间腐败无处不在，经济发展迟滞，被联合国官员视为“即将崩溃”。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严惩贪腐，推行鞭刑等严刑峻法，用20年时间打造了廉洁政府，30年内GDP增长11倍，逐步走出腐败高发期。韩国建国初期腐败盛行，在近20年的时间里经济没有任何起色。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发起“庶政刷新”“社会净化”运动，推行强力反腐败，才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创造了“汉江奇迹”，成为“亚洲小龙”国家。20世纪70年代，香港贪污受贿成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肮脏的地方。廉政公署成立后，不断洗涤警界、政界的污泥浊水，把香港打造成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反腐败关乎国运，这一点毋庸置疑。腐败不除，党心民心不安，甚至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提出这一点，固然有中国历史周期率的借鉴，也有他国历史如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更重要的是，从社会道德和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确实有导致国家灭亡的危险。
腐败也异化了人际关系，使得社会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无法保持正常的人际交往，猜忌心重、因而行购心切。如同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描绘的“在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中观察到暗藏着的衰败腐化因素人的头脑都降到了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尚武精神也烟消云散了·不知不觉中人人只顾自己过着懒散闲适的生活”。久而久之，一个民族的尊严扫地，社会人心涣散，变成一盘散沙，很容易在外侵略面前灭亡。一个腐败的民族无法立足，一个腐败的时代黯然无光，一个腐败的个体只是行尸走肉，这是最朴素最直接的道理。
腐败不产生社会财富，而是借助公权力的参与对社会财富进行不公正的分配。当前我国的“权力资本腐败”，基本特征就是经济行为者操纵政治，经济利益腐蚀政治过程。权力与资本通过联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垄断更多的资源以及话语权，最终实现垄断性的资本回归，其实质是体制性腐败和收买型腐败的结合。有权人和有钱人不靠办企业、不靠科学技术，也没有较长时间的原始积累和艰苦奋斗，只靠资本运作使自己在短时间成为富翁。现实中的不公正会扼杀创业和劳动的热情，使得社会大多数人选择投机生涯，热衷权钱交易，而不是依靠智慧与勤奋去创造财富，社会财富必定日益萎缩。
腐败对于经济环境会产生破坏作用。腐败成本必然会成为产品成本的一部分，也就不得不被生产者或者消费者承担，消费者承担的后果就是产品服务和质量下降、以次充好，最终失去竞争力，如果生产者选择承担这部分成本则必然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再加上腐败带来的社会不安全感，国内的投资者必然将更多私人财富转移向国外，造成国民财富流失，而国外的投资者则出于对投资环境的担心而拒绝投资，那么国家不得不面临经济瘫痪的局面。
总之，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反腐败斗争不仅不影响经济发展，相反，更有助于经济体制的完善，有助于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的形成，是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把腐败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其成本必将是以民心向背和执政基础为代价。就我们国家目前发展阶段而言，强力反腐不仅有助于执政党的自我完善，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正义，而且更有助于完善市场机制和改善经济结构并因此释放出最大的改革红利。
反腐败是国之大事，但不能为国家的所有问题负责。一个国家不合理的问题，也不能一概装入腐败这个箩筐。腐败不应该是一个情绪化的宣泄，而应是一个有着明确界定的科学概念。滥用公权力为私人谋取私利，这才是腐败的本质特征。不是所有的社会不公都与腐败有着直接关联，社会转轨时期的制度空白、财富分配规则的不合理、个体道德的下降导致食品药品安全、历史造成的城乡和区域生活差距、技术不达标或操作不规范带来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这些问题背后可能有腐败问题，但并不一定都与腐败相关。社会公众往往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以一种情绪化的方式将一切话题指向同一个话题——腐败，但这仅仅是一种情绪而已。作为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者，万不可被这种情绪左右。
进而言之，反腐败也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腐败问题发生在我们身边，引起人们最强烈的不满，这种不满可能会掩盖其他社会问题。反腐败斗争最终的胜利，也不会带来一个万事大吉的升平世界，即使腐败被遏制到最低限度，社会也不得不面对其他的问题：环境污染、利益冲突、城乡差距、结构调整、通胀压力、金融危机、经济泡沫、就业难与用工荒……这些问题存在和激化程度，并不直接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清廉程度，这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反腐败不会让我们一夜之间从穷小子变成富翁，从房奴变成房叔房姐，在短时期内可能会付出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这一点全社会应当具有清醒的认知，而不应该盲目地陷入反腐败的狂欢当中，或者将这种对现实的失望解读为反腐败的不力，否则容易造成一种压力、情绪和矛盾的转移。事实上，无论对个人还是执政者而言，反腐败都是无可逃遁的必然抉择，却不一定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如果我们是为了某种别的目的和利益去反腐败，反腐败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和价值。这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民众心中的“自由”进行批评的原理是一样的，在反腐败的时候总惦记着那些与反腐败无关的利益，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反腐败。
惟其如此，我们反腐败才具有非功利的、绝对意义上的价值。清廉与腐败是一对永远存在的矛盾，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清廉。民族的希望在于自强、创造与改革，而反腐败可为其保驾护航。反腐败之路并不平坦而是布满艰辛，不能一劳永逸而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必将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始终相随，速胜论、悲观论、西化论犯的是同一个错误。腐败要反，问题要解决，生活要继续。巨石不断滚落又不断推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西西弗斯命运，这就是反腐败的真谛。
初审：路兆阳
复审：高红梅
终审：闫大兵
